作者：醉酒花间
在白五爷的据理力争之下，建议朝廷恢复旧制的官员终于改口说治安越来越差的是京城之外的地方，这下六扇门是没意见了，其他衙门又觉得这是在点他们。
什麽意思？说他们没水平？
仁宗皇帝在位时民间治安越来越差是事实他们认了，当今圣上继位後他们拼死拼活干了那麽多年，凭什麽说地方情况越来越差？
这些年来官场上的同僚换了一波又一波，不会做人的和正不会办事儿的都被贬的差不多了，现在能留在京城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地方政绩出星液凸偌乙惶跣牡墓佟�
也就意味着，不管心里愿不愿意，朝中现在的官员在官家推行新法的时候都不会故意使绊子。
反对声音太大和故意使绊子的大部分都被贬去地方，要麽支持官家变法要麽去地方当官，大部分官员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都会选择留在京城。
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爬的越高能接触到的权力越大，在县衙当官只能管一县之政务，在州衙当官只能管一州之政务，只有升到权力中枢才能有治国的资格。
从地方摸爬滚打上来的官员大多都有为百姓谋福之心，不管私心重不重，总之都会希望治下太平安定，得先有权力才有资格有私心，要是手里一点权力都没有，再多的私心也都是痴心妄想。
为什麽包大人那麽耿直那麽能得罪人依旧能稳稳当当为官？还不是因为百姓的认可！
对官员来说，百姓的认可比官场同僚的认可含金量高的多，除了那些天生坏心肠的家夥外没有哪个当官的不想被百姓当成青天大老爷来敬重。
新法已经推行了两年多，地方的反馈有好有坏，但是总体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
官家拨钱拨的大方，遇到天灾时免税也免的及时，近两年民间的造反起义已经少了很多，不少落草为寇的百姓都在官府的安抚之下又回去继续种田为业。
这能叫治安越来越差吗？
这叫越来越差的话以前那叫什麽？
他们给新政表功的时候一直在说新法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目前推行新法的地方也证明了只要地方官有点良心能力不太拉胯，不管是哪条新法对百姓而言都是利大于弊。
可能会误伤部分富户，但是对贫民而言绝对能救命。
所以近两年关于新法的争执不再像之前那样吵的不可开交，很多原本持反对态度的官员在派去地方後又反过来支持新法，难道说那些人全部都是不愿意到地方为官特意改变态度来谋求调回京城？
他们要都是那种人的话当初也不会连连上疏反对新法，改换态度只能说明新法确实有可取之处，是民间的反馈让他们作出了新的选择。
虽然朝中的官员现在还是一轮又一轮的往外贬，但是已经很长时间没从地方收到类似“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强于一夥”的奏章，连地方官都没有这种反馈，一直在京城办差的京官哪儿的资格说民间治安越来越差？
後来改口说治安越来越差的是京城之外的地方就更没有道理了，还是那句话，地方官都没有类似的反馈，京官儿上赶着越俎代庖说地方如何如何合适吗？
有证据的话他们虚心接受，没证据说什麽屁话？
该不会是反对派看新法势头大好又想出的新手段吧？
民间治安有问题是肯定的，就算是京城也不敢保证没有作奸犯科的行为，情况严重不严重本就没有标准也没法评判，所以就算朝廷派人下去查访，只要治下有山贼盗匪出没的痕迹就可以说治安问题很严重。
地方治理的难度在那儿摆着，说财政赋税什麽的可能被人反将一军，说治安几乎没有官员敢说治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又不是圣人，要是能治理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政绩还会在地方耗时间攒资历？
呔！定是反对派的奸计！
官家明察，这是污蔑，赤裸裸的污蔑。
反对派没法揪出他们的错处就开始胡搅蛮缠，官家千万不要被奸佞蒙蔽双眼。
于是乎，两边再次展开大战。
新党官员抡起笔杆子和对面打擂台，具体怎麽吵的苏景殊没有关注，他确定两方只是在打口水仗後就继续忙活他自己的差事去了。
司农寺接过条例司的重任成为推行新法的主力衙门，已经颁布下去的法令逐渐步入正轨，後面还有一堆没有颁布的在等着。
他们王相公的精力一般人比不上，明明也才四十出头，脑子里的想法愣是比旁人四百年的都多。
他本来以为过完年後会继续忙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的具体推行，不过青苗法已经修改过很多次，暂时已经没有再精进的余地，只能等地方的反馈回来再根据反馈继续调整，而农田水利相关的差事由郏亶这个专业人士全权负责，别人凑上去要麽给他打下手要麽就是添乱。
他没有去给郏亶打下手也没有去田里视察，最近忙的是另一条新法，和差役制度有关。
徭役赋税制度很复杂，纵观史书，总的来说大趋势是需要服的徭役越来越少，要缴纳的赋税越来越多。
之前的历朝历代的百姓都要服兵役，一直到唐朝前中期都是这样，但是唐朝安史之乱後朝堂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过巨大变化，徭役赋税也和以前很不一样。
唐德宗建中年间，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取代原本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以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两税法则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不收实物转而收钱，因为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之为两税法。
租庸调制被取代，和租庸调制配套的均田制也因为连年战乱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朝廷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重新设计赋税徭役制度。
因为租庸调制和均田制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民间的土地买卖也变得常见，田産大部分都在地主豪强手里，朝廷并没有太多可供分配的田地，所以原本和租庸调制、均田制相匹配的征兵制和府兵制也都不能再用，五代乃至大宋施行的都是募兵制。
朝廷出钱招募士兵，士兵拿钱来保家卫国。
虽然这样得来的士兵素质得不到保障，军队战斗力也会下降，且一旦朝廷後勤供应不上士兵就会撂担子不干，但是往好处想，在朝廷给钱给的大方的时候士兵也不会太拉胯。
就是吧，看大宋这重文轻武的情况也能看出来，连武将的地位都那麽低，士兵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
募兵需要钱，老百姓不用服兵役就得多交税，朝廷拿交上来的这部分钱去招募士兵。
只是朝廷的钱没那麽好拿，不打仗的时候就干活，反正不能闲着，于是顺带着也能将原本摊派到百姓身上的各种杂役给免了。
要麽交钱要麽服役，二者总得选一个。对百姓而言，交钱显然比服役更好接受，毕竟钱想办法总能挣到，服役的话一不小心命就没了。
徭役无法再束缚百姓，土地也无法再束缚百姓，百姓能自由从事生産肯定比固定在某地动弹不得要强，历史的车轮慢慢滚动，也算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大宋开国後把唐朝的赋税徭役制度整理了一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好吧，糟粕其实没怎麽去掉，总之就是如今大宋百姓要交的赋税是古往今来最多的，需要服的徭役也是古往今来最少的。
需要服的徭役少不代表没有，如今民间百姓主要服的役是差役。差役分很多种，其中怨气最大的就是衙前役。
官府征用乡村中的上等户担任衙前役来协助官府处理基层政务，划重点，无偿。
各个衙门的衙役都是衙前役被征调过来的，官府衙门不给他们发工资，他们要维持日常生活只能靠家里接济，所以这个衙前役一般人没资格接触，只有家底殷实的乡村上等户才需要服这个役，也只有家底殷实的上等户才服得起这个役。
有句话叫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就是和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感觉比较好相处而底下的衙役小吏会各种刁难。
不知道基层衙役小吏过的是什麽日子时的确会觉得那些刁难人的家夥很气人，知道之後就会觉得如果服役的是他他也成天黑着脸不好相处。
官府衙门不给服役人员发工资，可服役人员也要生活，于是只能靠刁难来往办事的人员来悄悄搞点钱来面前补贴家用。毕竟衙前役需要干的活儿挺多，基层政务又琐碎，如果一家有一个人过来服役，家中至少三个男丁都会被占住没法全身心务农。
本来花销就在变大，收入再减少就会入不敷出，不想办法弄钱补贴家用难道要他们全家去喝西北风？
不排除衙役小吏本身就不好相处的可能，但是各个衙门的“小鬼”难缠很大程度上要怪朝廷这个不合理的制度。
比死更可怕的是穷，人穷到一定程度什麽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更过分的是，因为大部分服役的乡村上等户没有处理政务的经验，在最开始服役的办事容易出错，朝廷在实施衙前役制度的同时还制定了赔偿准则，所有因服役人员疏忽导致的公家损失必须由服役人员自掏腰包补上。
有损耗的差事多是长途运输或者是仓库管理之类的活儿，就和之前登州的榷盐法差不多，盐巴收上来後在仓库内造成的损耗都要由管理仓库的官吏来负责，所以官吏对这个差事痛恨异常。
当官的都受不了，寻常百姓更受不了。
朝廷设下这个规矩也不是毫无缘由，据说是当初官府运输货物的时候经常出现押送人员毁损官船的现象，管又管不住抓也抓不住，索性每次运货之前都要求催纲司详细列出官船航行时所需要钉板等部件的数量，并把那些配件数量雕刻成印板以便後期核对。
船上多少东西多少配件都登记的清清楚楚，有缺的坏的都由押送人员掏钱补上。
不管是怎麽坏的，也不管有没有理由，反正就是朝廷不能有损失。
规矩出来後故意损毁押送官物的情况少了很多，同样也为後面服役的人员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仓储本身就有自然损耗，押运货物也有被山贼水匪劫道的可能，以前这些损耗报上去朝廷不予追究，新规矩出来後所有的损耗都得他们自掏腰包补上，他们哪儿来那麽多钱？
不光白干还要倒贴钱，百姓没有怨气才怪。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活儿都没工钱，官府对负责特别难特别重要任务的衙役有奖赏，只要任务完成，奖赏还是挺丰厚的，只是再看看付出就会发现完全没有性价比，甚至拿了奖赏之後减去支出依旧是白干。
圆满完成任务都有被白嫖的可能，任务出问题没完成会是什麽下场可想而知。
服兵役可能一不小心把命丢在战场上，服差役可能一不小心把家底赔光，总结：最好哪个役都不要。
修改差役法不是老王先提出来的，最先有这个想法的是他们官家。
官家之前看到一封地方送上来的奏疏，说是偏远地方有个服役的百姓需要运送一项只有几文钱的货物需要步行千里到京城，一路上还要被各级官吏刁难，以至于离家一年多都没法返程。
别说官家大为震撼，这事儿放谁身上都得大为震撼。
几个极端例子不能当做常态，但也能看出差役对百姓的压榨，他们官家想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不愿意再继续这麽折腾人的役法，所以看到奏疏後立刻召集老王和其他新党成员开会看看这事儿要怎麽办。
苏景殊不清楚那次商量出了什麽结果，因为开会的时候他还在登州，甚至不知道朝廷有过这麽个探讨。
但是仔细想想，又好像能想出点相关的事情。
好像是刚开始推行青苗法的时候京城那边发了条役法相关的草稿，说是朝廷还没定下来到底怎麽搞，先颁布全国让各地基层官员都看看有没有别的意见。
州衙有许大人管着，他当时忙着上山下乡没怎麽注意这事儿，後来也没再见京城提起过役法相关的东西也就一直没想起来。
这些天差事落到他身上于是特意去查了一下，这才发现原来不是京城没再提起过，而是他们的讨论一直局限于朝堂之上根本没走出京城。
关于役法的调整从条例司成立就开始吵，一直吵到条例司原地解散都没吵出结果，动静倒是没有提起青苗法时那麽大，但却是一直都在吵从来没停过。
有建议扩大衙前役的服役范围让城里的百姓和乡村上等户一起服役的，有说官宦人家更容易接手也更擅长处理政务让官户跟着一起服衙役的，还有说让官户出钱给服役的乡村上等户发工资的，总之说什麽的都有。
就是他们说他们的，外面对他们的讨论毫无反应，以致于就算朝廷曾将草拟的新役法送到全国各地官衙征求意见也没收到几分回复。
地方官已读不回，青苗法的争论又逐渐激烈，然後这事儿就没有下文了。
要不是他特意查了一下，甚至都不记得曾经出过一条草拟新役法。
如今的役法对乡村上等户太不友好，富裕地方还好，乡村上等户足够多好些年才能轮到一次，那些本就贫穷没有多少上等户的地区隔两年就要去服一次役，要不了几次就得被折腾的家底赔光。
长此以往上等户越来越少，其他百姓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敢轻易成为上等户，宁可贱卖田産也要避开这个天打雷劈的衙前役。
户等低只是家産少点，户等高那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乡村上等户苦衙前役久矣，仁宗年间韩琦韩相公就曾提过改役法的事情，当时是建议不再以乡为单位统计上等户，而是扩大到以县来统计上等户的数量，让县中最有钱的乡村上等户轮流充作衙前役。
服役时优先选择差役较少地区的上等户，尽量避免出现衙前役和其他差役都压到同一户人家头上的情况。
当时朝堂对这个改动都非常支持，对役法研究颇深的韩绛和蔡襄也顺势提出乡户五则法，通过资産评估将乡户分为五个等级以应对不同的重难差役，也就是如今的乡间五等户。
仁宗年间的一系列改革颇有成效，且在江南地区试行的效果非常好，但是依旧不能避免乡村上等户因为衙前役赔光家底的情况发生。
苏景殊以前知道衙前役不发工资，也知道衙前役待遇如何全看衙门官员有没有良心，但是没想到衙前役对乡村上等户的伤害那麽大。
也侧面说明登州的大小衙门都不是黑心衙门，不然他也不会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前不久提点开封府界公事赵子几将京畿一带募役法的试行情况汇报给官家，官家看到反馈才再次让司农寺进一步落实役法的改动，光役法的变动已经让人头大，再在民间搞军事动员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敌军真的兵临城下了他们这麽干还可以理解，现在他们又没在军事上落下风，至于这麽火急火燎的折腾百姓吗？
总不能真是为了民间治安。
不可能，肯定不可能。
那个上奏说民间治安越来越差的家夥也是，他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开心了，把老王带歪了谁负责？
苏景殊一边在心里骂骂咧咧一边奋笔疾书，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从来都是他们老王把别人带歪，断没有别人把老王带歪的可能。
有猫腻，再想想。
小小苏慎重的回想最近发生的事情，不太确定的问道，“胡兄，前段时间上奏说民间治安越来越差的是不是赵子几？”
胡宗愈擡起头，“好像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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