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半拆
我知道那不是爱情之类的庸俗感情,而是对理想人物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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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狐狸崽是在小学六年级那年出生的。
那年,我从复刊的《工人日报》里读了好些杰出工人事迹。那狐狸从那时起在我心里占据的位置越来越大,像是蒸馒头那般膨胀,再膨胀,直至充满整个笼屉。
同我一齐长大的项桐见证了狐狸的成长变化,可他始终不能理解我,只偶尔在心情好时附和几句。
我的少年时代,遇到过好多人,少数说我心思单纯,多数骂我是个疯子。当时,我只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富足,现下想来,那大抵是我患上精神病的遥远前兆。
我的母族确实有精神病史。
可是我妈都没事,我想我也应该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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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那年,我高中毕业了。
爸妈要我回家乡工作,我性子特冲又倔,回了几句嘴,又推搡了我爸几下,遭他拿柳条狠狠抽了一顿。
他说我“疯子”“不孝子”“吃白饭的”。
我被他打得口腔都是血,我的狐狸告诉我,别动怒,别还手,要当个懂事的儿子。于是我乖巧地同他们吃了最后一顿饭,那之后便收拾行李离家出走,再没回过家,连电话也不接。
我是个叛逆的不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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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我和发小项桐一块儿进了步步高升机械厂,做学徒工,在那里我认识了前辈董枝与同期学徒祝叶。
我爸妈的儿子至此变成了远方的透明人,浓浓的血肉联系变作了每月雷打不动的薄薄几张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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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转正了。
我和董哥、项桐与祝叶决定合租,逃离那逼仄的棚舍。
那之后我跟董哥更熟悉起来,他是唯一一个听到我在心里养了一只狐狸却没感到惊异的。
他只是用平和的目光注视我,说他能理解我。
还说我要是不介意,他和我一块儿养。
我欣喜若狂。
狐狸也从那时起有了人形,它生得很漂亮。
对了,董哥还说他以后想跟我去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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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29了,升职成了我们那车间的班组长。
那时班组长算是个不小的职位了,要将下头的消息告知上头,要替上头管理好下头,同时也要干好自个儿日常的工作。
很累,每天都很累,我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头痛,但我心理却很舒坦,也很高兴。
看着手下那些个同我当年一般大的臭小子,慢慢变得稳重,再到能够组建起新的家庭,这很让我满足。
至于组建自个的家庭,我那时没想那么多,就和他们董哥、项桐、祝叶他们仨待一块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而且我心底隐约也能察觉到那么些不寻常的情愫,我好似动心了。
动心的对象不是人——
是一只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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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三十了。
五一劳动节那天,厂子里放假,我去里头瞎晃,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到里头晃。
似乎是因为忘了那天放假。
总之我一大早便收拾了自己,急忙赶去了,那时我身后还跟着追了我一路的董哥。
他是想提醒我别去,可是我脚程太快,叫他怎么也追不上,甚至他喊了我好几声,我也没听着。
董哥虽然温柔,但嗓门也不算小,我怎么会没听着呢?
我后来想了想,觉得可能是我当时在和狐狸说话,说得太过入迷的缘故。
我和董哥汇合后,想着来都来了,索性在工厂悠闲逛逛。
在途径锅炉房时,我听到里头有异响,便开门进去查看,哪知那跟在我后头的董哥,一把揪住我的后领,把我甩了出去。
后来只听砰的一声,呛鼻的黑烟和董哥的一声喊叫几近逼停了我的心跳。
我连滚带爬地钻入黑烟中,将董哥拉出来,那时他的两只腿骨肉分离,焦黑的伤口和红艳浓稠的血叫我反胃得几度欲呕。
董哥的两腿废了,由于那是工人未能及时清理锅炉外头水垢,致使炉体受热面温度过高导致的,工厂主拒不履责。
简而言之,他们认为那是我的错
倒是没错,那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董哥。
我没脸再见董哥,我能给他的补偿仅有钱。
我的狐狸,也像董哥那般瘸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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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工厂获得一笔外资。
上头告诉我,投资方希望能提高工厂的机械化程度,提升生产效率。
我和祝叶垂头听着,都认为这是件好事,直到上头又讪笑着说,那样每个车间可以减少大约十余个生产工人。
笑容僵在我的脸上,可是裁员的步伐却迅速进行着。
我上完夜班回家,门口总有那些个失业的工人跪在我鞋边哭,问我说他们没有钱,如何能养得活孩子?
这不过是一次描述,可我经历了成千上百次这样的围堵,见过数不清的泪水。
我心如刀割,纵然祝叶和项桐以我的前程为理由,试图拦下我,但我最终还是动摇了。
我决定帮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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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1999年2月
我怂恿手下其他工人随我一道罢工,以此来威吓工厂主来恢复对其他工人的雇佣。
我知道这听来极其愚蠢,但这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唯一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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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在我的鼓动下,步步高升工厂出现了大规模罢工停工。
可随之而来的不是黎明,是夕落后的浓黑。
因为这场罢工行动,工厂上层意识到工人数量过多,对他们的工厂指挥、领导权造成了不小威胁,便决定进行更大规模的裁员,以此坚定机械化发展的决心。
参与了罢工行动的工人首当其冲,先他人一步丢掉了工作。
那之后是我身边的更多人。
然而,我这一主要策划者却毫发无损,依旧留在了工厂。
我没能为被辞退的工人争得权益,工作甚至还很稳定。他们怀疑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将我骂作了“双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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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我听说,我手下有三个被辞退的工人自杀了。
里头有一个同我亲近些的弟弟,那人有个表姐,也在我们工厂干活。
我问她,竖碑了吗。
她告诉我,没钱办葬礼,碑竖不起来。她弟的遗体烧了,骨灰扬进了海里。
那时,狐狸劝我要尽快撒手,可我在巨大负罪感与不甘心的笼罩下,选择了一意孤行——以更为偏激的词句去进行反机械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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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16日,董哥答应进行机械化发展宣传,并以自个儿的残肢为例,展示机械化过低造成的恶果。
我躲在人群里,远远看见坐在轮椅上的他。他冲那些个站在我对立面的怪物温声说出鼓励的话语,他要人们正视机械化带来的好处。
我心如刀绞。
那感觉就好若是我供奉在神龛一年又一年的泥神,将大恩与福分撒给了我的仇家。
我藏在人群里,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一面因为他如旧的笑容减弱了自身的负罪感而有些飘飘然,一面痛苦得流下悲惨的泪水。
我的精神一霎变得错乱不堪,在我的记忆中,我晕了过去。可在他们口中,我冲上前扯乱了董哥的衣领,狠狠揍了那人一拳,随后晕倒在了他的轮椅边。
可是很奇怪,我不记得我打了董哥,可我记得他面上失望又怜悯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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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变得更加疯狂,变本加厉地丑化工厂的机械化发展。
可是没用,工人们还是失业了。于是他们恶狠狠地咒骂我,骂我让他们白干一通,还丢了工作。
他们骂我“没用”“窝囊废”“狗腿子”。
社会上的其他人也骂我,那几位不幸丧子的父母更视我如社会渣滓,他们骂我“杀人犯”“谎话精”“忘恩负义”。
那董哥、项桐、祝叶呢?
他们也对我失望了吗?
我好害怕,怕得不能出门,一踏出屋门便会呕吐和晕厥。
我只能抱着我那瘸了只腿的白狐狸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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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9日,我在精神病院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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