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allennox
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接近现场报道的书面记录，来自中情局秘密招募的一位秘书。姓名至今没有公开，美国人给她的代号是“W小姐”，姓名不一定包含W这个字母，也不一定是女人，有时候他们调换线人的性别，免得泄密。总而言之，“W小姐”复述了当日突然爆发的混乱，她在二楼另一侧工作，离羁押室很远，骚乱的声音刚刚传来的时候，她以为是第二司的肌肉壮汉们又逮捕了什么人。
“有时候他们挣扎得挺厉害的。”W小姐告诉她的中情局接头人。
“请继续。”对方回答。
吵闹声越来越大，很显然，事情不对劲。W小姐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纷纷离开打字机和文件夹，到走廊上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有人把疯羊放出来了。”W小姐形容，“噢，没有侮辱那些人的意思，他们一群一群地涌出来，惊恐万状，有男有女，十几岁的，七十多的，拼命往外面跑。警卫都惊呆了，傻站在楼梯上瞪着眼睛，然后才清醒过来，试着抓这些从拘留室逃出来的人，大喊大叫让楼下关门。人实在太多了，大门关上之前，起码已经有一大半的人跑出去了。他们抓住了那些落在后面的，送回牢房里，我听说两个警卫被打晕，锁在休息室里，所有牢房都开着门。”
“有没有听说是谁做的？”中情局的情报官问。
“那天我们都提早下班了，只有第十四司和第二司留下来清点。第二天回去之后，司长召集所有人开了个会，警告大家不准谈论这件事，否则就当间谍罪处理。但我们心里都很好奇，你可以想象，不过没人敢开口聊这件事，你永远不能确定哪个同事负责向‘楼上’报告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互相监视，你明白吗，比如说我负责监视的是。”此处人名被涂黑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没有看见闯入者，也没有听见关于他或者她的传言。”
“没有。抱歉。”
至于斯塔西。他们审问了那些未能逃脱的越狱者，得到的答案也并不比W小姐的更有帮助。那是个男人，越狱未遂的倒霉鬼们都同意这一点，看起来三十多岁，也许四十。深棕色头发，普通的衬衫，用皮背带固定长裤。不，脸上没有明显的伤疤，不，没留意眼睛什么颜色，不，他没有同伙，就是一个人。他开门进来，看一眼，继续开下一扇门，前后不到二十秒。
尽管当晚就统计出逃脱者的名单，斯塔西并没有大举追捕，更没有通知西德边防。斯塔西第十五司����邮局和媒体的驯兽师����比平常更用力地把脚踩在报纸和电台的脖子上，严格禁止报道这件事。这既是脸面问题，又是实际考量。他们没有人手同时缉捕所有越狱者，而且组织大搜捕意味着承认斯塔西内部出现了巨大纰漏，“赫尔曼先生”宁愿被火车碾成三段，也不愿意在俄罗斯和美国眼前承认这种羞辱。那扇厕所旁边的侧门悄悄用砖砌上了，所有雇员都必须从一个门进出，午餐时间不再允许自由进出，不准独自进食，也不准独自出去抽烟。
在东西柏林弯绕的边界上，检查站变多了，一夜之间翻倍，好像从水泥缝隙里长出来的丑陋真菌。暂时来说，边防军并不阻止东柏林居民到西边去，这不实际，那时候还有不少人白天在西柏林工作，傍晚返回东柏林家中。只是，以前你可以不带任何证件，直接跳上地铁到西边去，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这种日子一去不回了，从现在开始，就算只是去街道另一头的西柏林商店买面粉，也需要出示身份证。
安德烈和莱纳手上没有可用的证件。前者的奥地利护照被六处收缴，逃出波恩的时候并没有取回，即使取回了也作用不大，那是一本已经暴露的护照；后者撕毁了东柏林身份证，那本伪造的西德护照也许能用，但斯塔西已经把他列为通缉犯，照片分发到每一个检查站里。安德烈选择躲在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斯塔西的鼻子底下。
两人藏身的那栋公寓，与斯塔西大楼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两百米。那是个半废弃的地方，多年未修缮，外墙残留着战时的弹孔，砖块剥落，露出钢筋。除了顶楼和三楼各有一户活人，其余的公寓都是空置的，住户逃往西柏林时带走了值钱的物品，留下来的大件家具和电器要不就被偷走了，要不就被肢解，零件另作他用。他们像一对老鼠，白天睡觉，入夜之后才悄悄活动。君特时不时给他们带食物来，塞在一个没人用的信箱里，等他们自己去取。有时候伊尔莎代替君特过来，放下衣服、面包和纸条。
他们不能永远待在这些被掏空了的公寓里，但没有人想得出完美的逃脱方法。伊尔莎认为他们应该再试一次奥地利边境。君特提议他们找一栋横跨东西柏林边界的建筑物，从二楼窗口跳出去。要是他们知道安德烈在波恩的经历，肯定不会这么建议。西柏林和它背后的英美情报机关不可信任，他们不能把希望全部押在这个随时会被红军淹没的孤岛上，必须彻底离开德国领土。
于是，新的出逃计划是这样的，伊尔莎给君特一家提供伪造的法国护照，后者将会按照正常流程申请夏季假期出国度假����这家人每年夏天都开车去一次旅游，应该不会招来怀疑。他们先用自己的护照和斯塔西签发的通行许可越过东西边界，驶往亚琛方向，到了德法边境再换护照。安德烈和莱纳藏在车尾行李厢里，离开边境再出来。
新问题随之而来，行李厢太小了，不可能放下所有箱子外加两个成年男性。他们一度考虑改装后排乘客座，拓宽空隙，但汽车实在太小了，除非特意定制零件，否则无法在藏了人的情况下把乘客座按原样装回去。他们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时间改造那些支架和螺丝。
“莱纳按照原计划藏在行李厢里。我和你们一起坐在前面。”安德烈说。
“什么？”莱纳压低声音，准备抗议，安德烈轻轻捏了一下他的肩膀，让他别说话，转向君特。在晃动的烛光里，三个人的脸都好像悬浮在黑暗之中。窗户用报纸和胶带封起来了，免得透出光线。
“也许可以。”君特点点头，往后靠到墙上，“沃格尔必须藏起来，但是你不在通缉名单上，边防军不可能知道你是谁，斯塔西里见过你的脸的，也许只有我和‘赫尔曼先生’。”
“和我们的苏联朋友科里亚。”
“以及科里亚，但他不见得会在检查站翻看护照。”
“就是这样。”
“你没有身份证明，”莱纳指出，“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小鸟。”安德烈冲他眨眨眼，蜡烛的火焰在他瞳孔深处跳动，“规矩很多，斯塔西热爱这些分条列出的法律铁丝网。可是，规矩用于管束听话的人，而我是个经验丰富的麻烦制造者。”
第三十一章
出发日期定在8月20日。不是他们定的，是斯塔西庞大的行政架构里某颗螺丝钉分配的，要是这位无名行政人员得知他或者她以某种方式决定了逃犯的行动轨迹，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好笑。
君特��伯恩斯坦照常上班，只要有机会就告诉别人，他今年夏天将要去西班牙度假。他的妻子，安娜��伯恩斯坦，也对她的读书俱乐部成员说了类似的话，并且当着朋友的面在商店里买了新的沙滩巾，给孩子们买了新泳衣，完全是准备享受安达卢西亚丰沛阳光的模样。
莱纳远远没有这么笃定。每过一天，他的焦虑就仿佛增加五公斤，像沙袋一样层层叠叠堆在肩头。他做噩梦，发出恐惧的呜咽声，直到安德烈把他摇醒，抱进怀里，悄声在他耳边呢喃听不清楚的安慰话语。两人睡在废弃公寓的地板上，铺着从柜子里找来的毛毯，三层，枕着从起居室找来的沙发抱枕。门口拉了一条钓线，绑着一个玻璃杯，要是有人走进来，他们能及时听到。截至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到这一层楼来，邮差也不。
“我痛恨柏林。”莱纳低声说，下巴搁在安德烈的肩膀上，“我痛恨斯塔西。”
“斯塔西，确实。柏林，也许不，它只是个地方，一圈人工画出来的边界，它被劫持了。恨它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吗？”
“要是斯塔西找到这里来����”
“莱纳，他们不会找到这里来的。”
“如果他们找到这里来，”莱纳坚持，“先往我头上开一枪，不要让他们把我带回去了，在牢房里面我甚至不能吊死自己����”
“莱纳。”
“你必须答应我。”
“我答应。”安德烈轻轻把他推开，看着莱纳的眼睛，“当我说斯塔西不会找到我们，我不是仅仅在安慰你。现在他们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公路和港口上，催促他们的小猎狗在西柏林四处嗅来嗅去。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到我们就在这么近的地方，这就是人的心理。再过七天，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了。”
莱纳深吸一口气，把手放到安德烈的掌心里，点点头。牧羊人抬手摸了摸他的脸，颧骨处有一块硬币大小的瘀青，已经快要消退了。莱纳看起来消瘦而苍白，眼眶凹陷，带着两抹去不掉的阴影。安德烈凑过去吻了吻他的嘴唇，“你看起来像幽灵。”
“谢谢你，你看上去也一样。”
安德烈贴着莱纳的嘴唇笑起来，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过了几秒，莱纳也笑了起来，躺回地板上，看着逐渐变黑的窗户。十点了，徘徊不去的夏季日光终于彻底熄灭。安德烈站起来，检查了贴在玻璃上的胶带，拿出火柴，准备点上蜡烛。
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
安德烈飞快地吹灭了刚刚点着的蜡烛，两步跨到门边，背紧贴着墙壁。莱纳摸索着拿起放在毯子下面的木棍，侧耳倾听外面的声音。没有玻璃杯翻倒的声音，来客不知怎的没碰到拉在门口的钓线。靴子踩在陈旧干燥的木板上，嘎吱作响，脚步声在卧室门口停住，咳嗽声，被灰尘呛到了。
“你们在吗？是我。”君特的声音传来。
莱纳松了一口气，放下棍子，站起来。安德烈重新点亮了蜡烛，高个子斯塔西雇员走了进来，脸上布满汗水，在昏暗的光线里看起来像涂了一层肮脏的油脂。他冲安德烈和莱纳打了个手势，嗓音因为紧张而发颤：“我们必须走了，来吧。”
“现在？离出发日还有整整一个星期����”
“现在，快。就是今晚，今晚半夜关闭边境����乌布利希真的要建起一堵墙。”最后一个句子几乎是挤出来的，君特不自在地活动了一下脖子，摆脱一双不存在的手。
“你是怎么听说的？”安德烈问，把帽子按到头上。三个人冲下楼梯，不再顾虑脚步声是否会引起注意。
“我妻子在读书俱乐部的密友，她丈夫是工人阶级战斗队[5]队员，三十分钟前被调去布置铁丝网。”
车停在路边。大灯和引擎都开着，伯恩斯坦太太和孩子们坐在后排，隔着车窗都能看出她面无血色。安德烈和君特把皮箱搬开，掀起行李厢的夹层，让莱纳钻进去，再把箱子放回原处。君特回到驾驶座，安德烈坐在旁边，摊开地图，放在大腿上。蓝色小汽车掉了个头，冲出被公寓包围的内院，开往最近的东西边界。
这是个周六夜晚，还在路上的就只有刚从酒吧里出来的年轻人和夜班工人。来往东西柏林的公共交通已经被切断了，零零星星的人围着地铁站口和巴士站牌，质问手足无措的司机和售票员，最后被戴着袖章的人驱散。
君特开得很快，刹车和转弯也很粗暴。安德烈时不时低声说话，告诉他在哪个路口拐弯。发现前方的路被铁丝网拦住的时候，两个人都发出咒骂。他们被迫一直往西南移动，怀抱着能找到一个缺口的希望。莱纳蜷缩在漆黑一片的行李厢里，用手掌护着头，一边仔细听车里模模糊糊传来的对话，试图猜出现在到哪里了。汽车颠簸了一下，他的后脑磕到某一块鼓起的铁制部件，然后又一下颠簸，汽车停了下来。
沉闷的磕碰声，两下，像是指节敲打玻璃窗。模糊的说话声，莱纳在比棺材还狭小的空间里挪动了一下，耳朵贴在铁板上。
“这条路封了，你得掉头回去。”一个陌生男人说，听起来年纪不大，某个临时抽调来的志愿者，也许。
“我没看见检查站。你们也不是军人。”君特的声音。
另一个声音插嘴了，意味着外面有不止一个“不是军人”的守卫，“是临时交通管制，行人和车辆都不准通行，回去吧，先生。”
“我在执行公务，这里……”后面的话听不清楚了，君特应该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递到窗外。接下来是好几分钟的安静，莱纳屏住呼吸，生怕外面的人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行李厢里闷热不堪，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响，汽车尾箱盖被打开了，莱纳能从隔板的缝隙里看见晃动的手电筒光线。压在上面的皮箱被打开了，君特下车抗议，说他们没有权力检查私人物品。
“您刚才说公务？您经常带着您的妻子和孩子执行公务吗？还有这个，”有什么东西叮当作响，可能是装在木盒里的珠宝，“为了‘公务’，您带的私人物品真不少，伯恩斯坦同志。我能看看斯塔西给您发的通行许可吗？”
莱纳不敢挪动，但是悄悄往旁边歪头，试着从隔板缝隙里窥视外面的情况，但除了皮箱箱底和手电筒光线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君特应该没有立即拿出许可证，因为那个不客气的守卫又逼问了一次，要求他交出护照和通行许可。
“男孩们。”安德烈的声音传来，他也下车了，站在车尾箱旁边，“恐怕你们没有权限查看伯恩斯坦同志的通行证。你们是工人阶级战斗队队员？哪个分队？”
短暂的沉默。然后，“是的，东柏林第五分队。”
“叫我长官。我是斯塔西对外情报处的施瓦茨上尉。你们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吗？”
“只了解一点点，上尉……呃，长官，施瓦茨上尉。”
“没关系，不要紧张，我不是来责骂你们的。我会尽量用你们能懂的简单语言说明这件事，好吗？伯恩斯坦同志和我即将执行的任务，是不能摆在台面上的，明白吗？车里面那位可爱的女士是我们的‘掩护’，我们的护照上写的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名字。我欣赏各位的责任心，但要是过于狂热，会危害到关乎国家安全的任务。”
“可是我们没有接到通知����”
“看在上帝份上，我们难道一举一动都要报告给每一个守着路障的傻瓜？你叫什么名字？对，你，过来，走近一些。”
“我叫鲍曼，长官，阿尔布莱希特��鲍曼。”
“阿尔布莱希特，我要你跑步去最近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斯塔西总部，确认我的身份。X处的路德维希��施瓦茨上尉，去吧。”
“可是，长官，请您原谅，没有必要����”
“现在就去。”
跑步声逐渐远去，一个守卫离开了，还有一个。
“你又是谁？”安德烈问。
“辛格，小队长。”
“你们的指挥官在这附近吗？”
“我想是的，两条街之外，我想。”
“把他找来，他知道我是谁。我们在这里等着，动作快，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明白，长官。”
他们当然不会在原处等着。小队长辛格刚刚走开，君特和假冒的“上尉”就关上尾箱盖，合力搬开路障，回到车里，加速逃离。伯恩斯坦太太显然还处于震惊之中，不停地重复“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十一点多了，街道上空荡荡的，东柏林这一侧的路灯没亮，西柏林的路灯在大约五十米之外，划出一条清晰的明暗界线，像电影布景。蓝色的大众牌小汽车向亮着的路灯冲去，掠过堆放在人行道上的木板和成卷的铁丝。在正前方，三辆军用卡车像搁浅的海龟一样停在马路上，中间只剩一个狭窄的开口。
“别减速。”安德烈说，“直接冲过去。”
几个戴着头盔的东德士兵留意到了这辆飞驰而来的小汽车，抬起手，示意他们停下。君特把油门踩到底，径直向他们冲去。士兵们慌乱地散开了，一些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另外一些举枪瞄准，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权射击。汽车从两架军用卡车之间挤了过去，右侧后视镜被撞掉了，骨折似的咔嚓一声。毫无预兆地，右前方漆黑的巷子里忽然窜出另一辆汽车，一辆灰色的伏尔加，挡在他们面前。蓝色小车猛地往左闪避，撞上路灯柱，卡在那里，车头灯闪烁了几次，熄灭了，刺鼻的白烟从车前盖下面冒出来。
莱纳说不清楚哪件事先发生，子弹击碎玻璃的声音，还是伯恩斯坦太太的尖叫。尾箱盖打开了，安德烈掀开隔板，把莱纳拖出来。流弹打穿了车身的金属板，火星迸溅。安德烈拉着他躲到车的另一侧。莱纳瞥见君特一动不动地趴在方向盘上，不知道还有没有呼吸。情报官的手又湿又冷，莱纳低头，瞪着蹭到手臂上的血迹。安德烈用力按着腹侧，一块黑色的血迹在衬衫上缓缓扩散。
“你受伤了。”
“不严重。”安德烈回答，咬着牙，“我们今晚有幸遇上了奥尔洛夫。”
“谁？”
“莫斯科的猎人。”
枪声惊醒了大半个街区，灯光纷纷从四周的窗户里亮起，一张张好奇又恐惧的脸出现在半开的窗帘后面。婴儿在撞毁的车里号哭，夹杂着女孩和母亲的抽泣。安德烈拉开乘客座的车门，帮伯恩斯坦太太爬出来。又一声枪响，子弹击碎了玻璃，碎片飞溅。他们手脚并用地爬进不远处的窄巷里，拔腿狂奔，莱纳扶着安德烈，让他把手臂搭在自己的肩膀上。伯恩斯坦太太一手抱着婴儿，另一只手牵着女儿，落在后面。莱纳冒险回头看了一眼所谓的“莫斯科猎人”，在阴影重重的巷子里，完全看不清楚容貌，只能辨认出高瘦的人影，以及手枪击发时突如其来的火光。
子弹击中了莱纳的肩膀，感觉就像被一个高速运动的铅球击中，然后才是灼热的疼痛感。他和安德烈一起摔倒在地，挣扎着爬起来，继续逃跑。他们冲出了小巷，跑进路灯和泛光灯的双重光芒里。两辆西德警车停在路口，十来个穿制服的人站在那里，枪口指向东柏林。莱纳跨过带刺的铁丝，没有留意到铁刺在小腿上划出一道接近二十厘米的伤口。莫斯科的猎人又开枪了，击中了安德烈的大腿，后者勉强翻过铁丝，脸朝下趴在地上。莱纳抬起他的上半身，把他拖到一个邮筒后面。他能看见伯恩斯坦太太倒在不远处，女孩拉拽她的手，大声哭泣。莱纳想爬过去把她们带过来，但是西德警察开火还击了，他被迫躲了回去，紧贴着邮筒。肩膀的枪伤疼得像是倒进了烧红的玻璃片，让他眼前发黑，莱纳让安德烈靠在自己身上，用力按紧他腹部的伤口。安德烈似乎在说什么，但是枪声震耳欲聋，什么都听不见。
抬着担架的人过来了，深深弯着腰，像是跑在战壕之间的无人区里。两人被抬上救护车，路灯在窗外飞快地移动，互相融合，变成一条长长的光带，远离枪声，远离东柏林。护士弯腰对莱纳说了什么，他什么都听不清楚，耳朵里嗡嗡作响。护士拿出一个小电筒，照了照他的眼睛，挪到旁边，也对安德烈做了同样的检查。莱纳摸到安德烈的手，皮肤又冷又粘，他用剩下的力气攥紧安德烈的手，直到护士过来，把什么东西放到他脸上。灯光在他眼前消失了，不是突然熄灭的，而是缓缓退去，一切变黑。
就像老电影的结尾，只是没有音乐。
作者有话说：
[5] Kampfgruppen der Arbeiterklasse，真实存在的东德paramilitary组织，1952年成立，1990年解散。1961年参与了柏林墙的建造。
第三十二章 Epilogue
所以，我就是这样到达西柏林的，在一辆救护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想告诉他们，怕他们遣返我。这是一种无效的挣扎，霍恩斯比知道我是谁。他到西柏林来看我的时候，墙已经真真切切地建起来了，四十多公里的边界，起先是铁丝网、警告牌和栏杆，有不少可以跨越的缺口。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砖墙砌起来了，加高，然后再加高，布下地雷，还有防止汽车冲关的Z形通道。
我始终不知道安德烈最后说了什么，他没有再醒过来。弹片割开了大动脉，医生抢救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在凌晨一点前后宣布死亡。葬礼在布里斯托举行，官方说辞是“滑雪事故”，为了预防家属要求验尸，很快就火化了。他的名字是卡尔��梅森，我是十几年之后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在档案里挖掘安德烈的蛛丝马迹，试着把他的人生拼凑出来。卡尔��梅森，听起来那么普通，就像你的好脾气邻居。我还是喜欢称呼他安德烈，我们第一次在柏林见面的时候，这是他给我的名字。
至于伦敦，我偶尔会去，但我不住在那里。1962年，我搬到苏黎世，在那里为西德联邦情报处招募线人，主要是往来欧洲和中东的商人。在那里，我的名字是“安德烈”，这是一个我能演好的角色。一个纪念碑，只有我一个人会去祭扫。我所有的面具都来源于第一个，来源于“麻雀”咖啡店里的陌生人。
伯恩斯坦太太目前在柏林独居，她的女儿在美国工作，是个建筑师。儿子在商场推销家用电器，我想。我不确定，我最后一次见他们是在1978年。
对了，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反应过来，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就是菲利克��奥尔洛夫，代号“信风”，军情六处的双面间谍。小奥尔洛夫一度是克格勃的伦敦情报站站长，出卖了整个英国谍报网。莫斯科一直到墙倒下的那一年才发现他的秘密勾当。你可以说这是个巨大的笑话，我称之为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