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allennox
没什么特别的，原先的公寓有太多母亲和哥哥的痕迹，而且对一个孤单的住客来说，房间太多了，厨房太大了，客厅太阴森。除了自己的衣物和自行车，莱纳什么都不打算带走。能卖的家具都卖掉，包括父亲留下的碗橱。母亲的书全都卖给旧书店，私人物品装箱扔掉。他早就该做这件事了，母亲转眼都去世好几年了。汉斯也是，但他不想谈汉斯，于是又喝了一杯酒。气泡令人愉悦，带着梨子和蜂蜜的甜美味道。
“新的家，一个新的开始，还刚好在春天。”安德烈坐到床上，和他碰了碰杯，“敬新的家。”
“敬新的家。”
“斯塔西知道这件事吗？”
“我没有告诉他们。反正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他们监视所有人，可能我还没有搬进去，房东就打报告了。”
“小鸟，也许下次事先和我商量一下。”
“为什么？你又不和我住在一起。”
“确实。”安德烈揉了揉他的头发，“我的意思是，我或许可以帮你找到更好的住处，如此而已。”
莱纳盯着他看了一会，弯腰把酒杯放到地板上，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什么小东西，摊开手掌，递到安德烈面前。
一个窃听器。
安德烈哼了一声，也放下酒杯，香烟叼在唇间，拿起那颗小小的金属物，对着光仔细打量，好像不认识那是什么，“‘赫尔曼先生’时刻关心你，我看出来了。”
“不，这是你们的。”莱纳从同一个口袋里掏出第二个窃听器，“这个才是斯塔西的，我知道怎么看序列号。”
安德烈举起双手，像一个被当场抓获的窃贼：“抱歉，小鸟，标准流程。”
“你不信任我吗？”
“我当然信任你。这是很久之前安装的，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标准流程。”
“你也没有费心过来拆掉。”
“是没有。我道歉。当时我还不确定你能照顾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假设有危急情况，我能及时知道。”
莱纳把两个窃听器放回衣袋里，“如果我需要帮助，我自己会说的。”
“我知道你会的。”
“你不会在我的新公寓里装窃听器了，对吗？”
“我这次不会了。”安德烈拉起莱纳的手，吻他的手指，“我保证。”
又一次，他没有撒谎，但也没有说实话。安德烈没有亲自给莱纳的新家安装窃听器，而是派了两个通讯处的技工过去，这两个人假扮成水管工，证件齐全，开着一辆正规注册的维修公司小货车，拿着四楼某一户的预约单，门房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进去。
莱纳住在二楼，公寓由一个小客厅和一个卧室组成，外加厨房和更小的阳台。两位“水管工”把窃听器安装在电灯、水槽下方和地板里，没有专门的设备，很难找出来。有趣的是，斯塔西的人已经抢先一步来过了，分别在床头柜后面和台灯里面放了窃听器。英国人只好换了个地方，把“耳朵”布置在衣柜和暖气管道后面。两位“水管工”销毁所有痕迹离开的时候，离莱纳下班还有整整四个小时。
“斯塔西教了他不少东西，嗯？”霍恩斯比评价道，在听完安德烈报告窃听器事件之后，“你那个‘有用的傻瓜’，是挺有用的，但不怎么傻。”
安德烈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件事，并且不像刚开始那样觉得有趣了。为了补偿，也可能是为了和“赫尔曼先生”竞争，他送给莱纳一份迁居礼物，附带漂亮的皮套。为了测试这份礼物，安德烈开车把莱纳带到郊外去。在稀疏树林的遮掩下教他怎么往马卡洛夫手枪里装填子弹。这把枪没有注册，曾经属于一个在波恩被捕的斯塔西。换句话说，要是莱纳用这把马克洛夫去杀人，东西德警察都没有办法把他查出来。
“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向人开枪呢？”莱纳问。
“不是让你跑到大街上这么做。”安德烈轻轻把他的手臂往下压，调整姿势，“只是，哪天你被迫自卫，或者要保护我，就需要知道怎么用枪了，不是吗？”
“你看起来是整个柏林最不需要保护的人。”
“谁说得清楚呢，小鸟？现在，好好瞄准。小心后坐力，不要让枪口跳。”
“‘跳’？”
“你试试就明白了。”
安德烈带来了一些空罐头盒，放在高低不同的地方，树桩，树枝，半截坍塌的石墙。莱纳花了四十分钟才成功击中一个。安德烈笑起来，从莱纳手里拿走枪，递给他啤酒。两人坐在垮塌的石墙上喝酒，看着开满野花的旷野。夏天快要来了，长满新叶的树枝在五月的暖风里轻轻摇摆，被枪声吓安静了的鸟儿重新开始啼啭，蜜蜂被麦芽的气味吸引来了，绕着玻璃酒瓶瓶口打转。
“以我的水平，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好士兵，对吗？”
“完全不可能。”
“让我看看你的表现。”
安德烈刚刚点着了烟，听到这句话，耸耸肩，半开玩笑地把香烟放到莱纳唇间，拿起马卡洛夫，依次瞄准还卡在树枝上的三个罐头盒，逐一击落。他退掉子弹，把枪还给莱纳，取回香烟，冲他做了个脱帽致敬的手势。
树林里的鸟儿又噤声了。只剩下不懂得害怕的昆虫还在悄声合唱。
“谢谢。”莱纳说，揪下一条长长的草茎，缠在手指之间把玩。
“不客气。”
他们看着对方，靠得很近，轻易就能接吻。他们对此并不陌生，已经这么做很多次了，但那都是在“阁楼”安全而酩酊的昏暗灯光里，现在，这里，这片田野，五月份的和煦阳光，不是他们熟悉的布景，不知道应该遵守哪套行事准则。莱纳垂下视线，试探着靠近，两人鼻尖相碰，安德烈捧住他的脸，吻了他。
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吗？莱纳想，没有问出口。
草地并没有想象中柔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做爱的时候，云雀回来了，清亮的啁啾引起了一片回应。草叶的影子落在裸露的皮肤上，懒洋洋地摆动，往前，往后。阳光温热，正好照进莱纳的眼睛里，他只好闭上眼睛，抱紧安德烈，手指在对方汗淋淋的肩胛骨上打滑。
他们在午后的太阳下躺了很久，摊平衬衫，隔开刺人的小石子和草茎。安德烈从堆叠在一起的衣服里翻出火柴和烟盒，点了一支，吸了一口，递给莱纳，后者犹豫了一下，接过去，也抽了一口，对着天空呼出烟雾。安德烈注视着他，挂着半个微笑，绿眼睛看起来如此真诚，仿佛除了莱纳，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值得他去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莱纳紧紧抓住这两个问题，就像攥紧薄薄的细齿刀片，这是即兴的还是事先安排的？
莱纳终于下定决心开口，但安德烈恰好挑这个时候站起来，抖掉衬衫上的草屑，穿回去，宣布他们应该走了，莱纳只好匆匆爬起来，把衣服套到身上。汽车停在很远的地方，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布满动物爪印的泥路上。鞋里进了一颗小石子，莱纳中途不得不停下来，把它磕出来。白昼已经变得很长，傍晚迟迟不来，两人在婆娑树影里返回柏林，天空明亮，远处一列往西行驶的火车清晰可见。莱纳注视着它，直到火车被灌木丛遮住为止。
像往常一样，莱纳在离家很远的僻静巷子里下车，自己往地铁站走去。郊游的快乐余韵在他打开家门的那一刻就蒸发了。地毯上躺着一个信封，没有邮票，没有署名，只有一个人会这样给他送信。斯塔西悄悄来过了，沉寂多时的“赫尔曼先生”伸出苍白的节肢，拽了一下缠在莱纳脖子上的蛛丝。
他原地站了一会，关上门，捡起信封，打开了台灯。
第十八章
实际上发生了貌似互不关联的三件事，但安德烈只能获知其中一件。他毕竟不是上帝，原谅他。莱纳趁着午餐时间和他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外面碰头，假装是出来抽烟意外遇见的，他把信封递给情报官，里面有一张借书卡和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简短纸条，只有一个句子，指示莱纳把借书卡放到失物招领办公室。典型的单向信息传递方法，斯塔西招揽了一个不容易约见的卧底，只好派一个信使放置信号标，信使看不懂信号，卧底不认识信使，避免他们互相危及对方的掩护。
“照着做。”安德烈说，“让我们看看怎样的小动物会从地洞里出来。”
六处一直都知道奥林匹克体育馆里有地鼠����什么地方没有？在伦敦也有，就像莫斯科，就像波恩，就像华盛顿。内奸就像鱼缸里的藻类，放久了，就一定会长出来。反间部门已经在监控两个嫌疑人，不过迟迟没有下手逮捕，因为这两个人的行踪能够暴露更多关于斯塔西的信息：和谁见面？在哪里？斯塔西最近对什么感兴趣？����收益暂时大于风险，等藻类长得太过了，再刮掉也不迟。
安德烈抄下了借书卡上的编号和标题，到图书馆里转了一圈，然而编号并不匹配任何书架，前台那位戴着眼镜、充满同情心的馆员帮安德烈查阅了库存档案，遗憾地表示没有任何一本书叫《笨兔子和三个朋友》，也许先生记错了，或者有人恶作剧？先生是不是想给儿子或者女儿找一本好看的童话书？要不要试试《小熊莫里茨》？孩子们都喜欢。
“也许改天吧，谢谢你。”安德烈收起借书卡，把帽子按回头上，冲图书馆员点点头，走了，到法占区的另一个图书馆去碰碰运气，同样一无所获。为了迷惑斯塔西派来的跟踪者，安德烈继续步行了差不多三公里，走进一家书店，随便买了一本书。接着买了一瓶酒，最后去了花店，抱着一束裹在报纸里的玫瑰出来，显得像在为别人挑选生日礼物。他赶上了下班高峰前的最后一班客流稀疏的地铁，回到位于夏洛滕堡的公寓里，随手把花束丢进垃圾桶，放上唱片，继续琢磨那张借书卡。
那本“书”纯粹是个暗号，只有卧底和“赫尔曼先生”知道是什么意思。既然他们采用这种曲折的沟通方式，可疑人物如果不是极度谨慎，就是不方便物理意义上约见情报官，意味着他或者她容易被己方的监视团队认出来，剩下两个可能性：外交使团成员，或者某个部门的管理者。好几年前，汉斯死后不久，他在斯塔西的旧线人君特不是提到过类似的事吗？“我认为‘赫尔曼’在你们或者美国人‘家里’招揽了地鼠，而且职位不低”。
安德烈丝毫不喜欢这两个可能性。
负责打扫奥林匹克体育馆一楼厕所和走廊的那位土耳其女人，属于安德烈的“羊群”。情报官时不时塞给她十马克，请她帮忙盯梢办公室里的某一个或者几个人。这次也不例外，安德烈在楼梯间和她见面，送给她一盒骆驼牌香烟，清洁工接过去打开，看了一眼里面塞着的两张五马克钞票，把烟盒塞进围裙里。
“你又想打听谁？”
“一个地方，准确来说，不难。留意这两天有谁到失物招领处找东西。”
奥林匹克体育馆实际上没有一个正式的失物招领处，那不过是衣帽间的一个角落，无人打理，各个办公室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落满灰尘的雨伞、手套和茶杯扔到那里去，每年圣诞假期前再清理掉。现在还没到夏天，离上一次清扫只过去了几个月，但已经堆积了可观的杂物，雨伞仿佛是固定展示品，任何时候至少有两把。还有名片盒、表链、打火机和橡胶靴子，出于令人想不明白的原因，还有一个沙丁鱼罐头。借书卡留在罐头上，十分不起眼。
整整两个星期，没有人留意到这张硬纸卡片。清洁工报告给安德烈，只有三个人去翻过那堆杂物，都是为了借雨伞，春末的雨既频繁又突然。如果计算“能看到借书卡”的人，那清洁工就数不过来了，衣帽间每天任何时段都有人进出，放下外套，拿走外套，放下防水靴，下班再拿走，太多了，这栋建筑物里每一个人在五个工作日里都至少进去过一次。
这条线索断在这里。换作今天，早就要交给反间部门处理，但借书卡的事会暴露莱纳，只能隐瞒起来，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屁股牢牢坐在上面”。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发生在更远一些的地方，黎巴嫩。一位生性浪荡的米尔斯先生，吃过一顿有很多羊肉的丰盛午餐之后，决定去水烟馆。这和安德烈有什么关系？表面上没有。安德烈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存在。米尔斯先生是一位联络官，负责“协调和促进”当地英国情报部门和法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沟通。心不在焉、热衷于床笫之事的米尔斯先生，是英国政界裙带关系的最佳代表，他的父亲有个镀金的头衔，是上议院议员，军情六处看了一眼推荐信，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树，就给了他一个职位，既然他会法语和一点阿拉伯语，正好送到贝鲁特去。坐办公室的人从剑桥间谍圈的惨痛经历里学会了什么？什么都没学会。
米尔斯先生抽了一小会水烟，动身到二楼去找姑娘们。这家烟馆经营的可不仅仅是阿拉伯式水烟，你看。他选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下午，回家去了。过了两天，一个没有写地址的信封出现在他那间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里面当然是那个销魂下午的照片，从角度看来，照相机安装在镜子后面。写信人友善地提醒米尔斯先生，如果他想取回底片，那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再到水烟馆去一趟。
非常直接的勒索，以有效闻名。米尔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更不敢向父亲求助，只能按照要求做。克格勃手里握着底片，把米尔斯所知道的每一个秘密都榨了出来，就像拧干一块肥胖的海绵。米尔斯所知道的驻贝鲁特外勤，克格勃也知道了。他还模糊地提到了，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某种新的信息来源”，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这个信息来源肯定是纯金打造的，从那里来的线报只准接收，不准问具体来源和获取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表现平平的贝鲁特情报站最近忽然活跃了起来。
所以，其实是第二件事触发了第一件事，然后导致了第三件事。克格勃把“某种新的信息来源”这个信息转告柏林，同时也诚实告知，这是一个西方情报人员受压下提供的线报，不排除他是为了脱身而随口编造的。无论如何，“赫尔曼先生”不需要思考很久，就重新把目光投向此前不太在意的雷达站，他需要问一个问题，因此借用莱纳的手，把一张借书卡放进奥林匹克体育馆，一个小小的信号，给明白这个信号的人。就像对着漆黑的海面举起一盏灯，只有原本就在留心观察的船才能看见。
安德烈对地鼠身份的设想尽管符合逻辑，但全都错了。地鼠和“赫尔曼先生”的关系并不“符合逻辑”。他既不是使馆雇员，也不领军情六处的薪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算地鼠。他是皇家空军少尉列夫��科瓦楚克，这个姓氏本身就带着喀尔巴阡山脉的回响。科瓦楚克少尉家在伦敦近郊����就在斯劳，准确来说����但他的出生地是乌克兰，战前在莫斯科读中学，战争爆发后投奔在伦敦开洗衣店的亲戚。科瓦楚克少年时代的同学和至交好友，是一个被所有人亲切地喊作“米卡”的柏林男孩，跟着父母从纳粹德国逃过来的。
听起来耳熟吗？
科瓦楚克少尉是驻柏林空军的一员，但柏林封锁已经过去很久了，也不是每天都有战机对峙的大戏。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兼职俄语翻译，和苏联事务顾问。他对莫斯科和东柏林总是心怀同情，前者承载着少年时代的甜美回忆，后者是对好友的一种情感溢出。“米卡”时不时会向他打探消息，科瓦楚克有时候会回答，大多数时候不。要是被拒绝了，“米卡”也并不坚持，比起政治，他们更珍惜友谊。
就在安德烈去图书馆的同一天，离关门时间只剩三十分钟的时候，科瓦楚克少尉走了进去，从同一个戴着眼镜的图书馆员身边路过，径直走向童书区，取下第一个书架上唯一一本标题里有“兔子”这个单词的书，翻到29页，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用蓝色蜡笔写的，“獾在收音机上听什么？”
意思是美国人的雷达站在监听什么。科瓦楚克少尉并不确切知道，也并不知道隧道的存在。但是安德烈和柏林行动处讨论要设计怎样的假文件送给克格勃和斯塔西的时候，也邀请了这位乌克兰裔空军少尉，希望他帮忙分析苏联人的思考方式，令假文件更有说服力。科瓦楚克明白自己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德国朋友，但他感到有必要警告亲爱的“米卡”，他手上至少有一个信息来源，是英国人放的毒饵，但很遗憾，科瓦楚克并不知道更多细节，甚至不知道这个信源是男是女。他匆匆用钢笔在纸条上写下一句话，夹进书里，放回原处，离开了图书馆，此时离闭馆还剩二十分钟。天黑得很快，雨云吞没了徘徊不去的日光，暴雨也许要下一整晚。
第十九章
“赫尔曼先生”绝口不提从科瓦楚克少尉那里得来的消息，就像蜘蛛把意外得来的小飞蛾一层层裹起，藏进潮湿的树洞里，稍后再吃。科里亚绝对不能知道这件事，不然这位俄罗斯同僚肯定会抄起不久前汉堡码头装卸工那件事，当作木棍一样猛敲斯塔西的头。因为莱纳送去的假线报，那两个不幸的装卸工已经进了西德的监狱，还会在里面待上很多年。
然而这个裹在蛛丝里的小秘密，和克格勃手里的大秘密一比较，显得非常滑稽。克格勃早在雷达站建起来之前，就知道了隧道的事。一切都仿佛是按照安德烈最糟糕的噩梦来编排的：地鼠出在办公室里。这个人保密等级比安德烈还高，在计划尚未成形的时候就参与了中情局和军情六处的联合会议，随后直接把隧道的图纸泄漏给克格勃。你其实已经听过这个人的故事了，1961年之后的每一届士官生都要坐下来听乔治��布莱克的惊人冒险。布莱克，战争英雄，大家都喜欢的荷兰朋友，1944年就加入情报处的老手，竟然是在朝鲜的战俘营里向俄罗斯人投诚的，谁想得到这种事？他说自己的动机是信仰，是纯粹的理想，不过哪个叛徒不这么说呢？
柏林隧道是布莱克的永久纪念碑。所有的投入，从行动处高层到最不起眼的小麻雀，从雷达站到录音设备，特制钢板，通风管道，专门研发的垂直打孔装置，整整650万美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650万美元，相当于两架U2侦察机的造价，全都浪费了。
但我想安德烈私下里同情布莱克，尽管他逃避谈论这件事，声称自己和布莱克从未交谈超过三句话，要是追问下去，他会给你一些官方答案，什么忠诚，什么专业素养。但如果当时在整个军情六处里，有谁能理解布莱克的话，那就是安德烈。他们都是移民的孩子，天晴的时候你付出得再多，也避免不了下雨的时候被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从安德烈身上，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德国人；从布莱克身上，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荷兰人。
布莱克在传记里自辨，“你得先有归属感，才能谈背叛，而我从未有过归属感。”也许安德烈会同意这句话，只是他们的反应不一样，布莱克选择背叛，安德烈选择退出。他至少还有选择，麻雀没有同样的运气。这是后来的事了，那段时间就像火车冲下悬崖一样，天旋地转，连重力都变得不可靠了。也许我不该喝刚才那杯威士忌的，我慢慢来，一件一件事说清楚，也许把窗开了吧，我亲爱的，来一点新鲜空气。
莫斯科后来声称，他们早就知道这场阴谋，但是决定“故意”让美国人挖进苏占区，以便灌输假情报。这是保全颜面的说法，莫斯科要不就彻底不相信中情局能打出这样一条隧道，所以坐着没动；要不就打算存下一个定时炸弹，必要时拿出来炸毁外交关系。克格勃甚至没有把隧道的存在告知驻柏林红军总司令，军官们自始至终在用那些被窃听的电话线来讨论武器库存，连队动向和讨人厌的上级，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甚至泄漏了外长莫洛托夫的行程。不管克格勃辩称自己袖子里藏着什么聪明诡计，都补救不了。
科里亚知道隧道的存在，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笃定地认为莱纳是块“毒饵”，而且那么轻松就把莱纳转手送给“赫尔曼先生”，然后冷眼旁观后者追着海市蜃楼乱跑，始终没有说一个字。可以想象科里亚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他从来不喜欢这颗柏林新星，认为“赫尔曼”太年轻，太古怪，太羸弱，什么都比俄罗斯人差一个等级。克格勃和斯塔西是一对被政治绑到一起的伴侣，在公共场合牵着手，承诺永恒的爱情。私下里互相猜忌，充满嫉妒地保护自己的领地，提防对方趁深夜偷走东西。
想象一下“赫尔曼先生”的愤怒和羞辱，1956年4月21日深夜，克格勃“意外”挖出了美国人的隧道之后，这位斯塔西头子甚至没有得到通知。记者都已经像秃鹫一样向发掘现场俯冲了，他才被下属捶门的声音吵醒，匆匆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伏尔加汽车，一路踩油门奔向苏占区边界。更尴尬的是，看守隧道入口的克格勃不认识这个穿着睡衣睡裤的奇怪男人，差点拔枪，最后是一脸得意的科里亚把“赫尔曼先生”领了进去，像个骄傲的导游一样向他展示美国人安装在隧道里的铁门，上面用俄语和德语写着“将军禁止进入”，句子的语法是错的。
根据守卫的回忆，这两个间谍头子在隧道里呆了十几分钟，出来的时候科里亚吹着口哨，而那个瘦长的东德人脸色比之前更苍白，棉睡裤裤腿浸透了泥水，冻得嘴唇发黑。科里亚把外套脱下来给他，但是被拒绝了。两人上了同一辆车离开，这时候东德警察已经安装好了带支架的射灯，把整片湿漉漉的泥地照得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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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纳的世界里，4月21日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和上一个没有什么区别。他很少买报纸，只是偶尔路过报摊的时候扫一眼头版大标题。隧道的闹剧还没来得及见报，即使莱纳留意了，也不会发现什么有趣的内容。
下一次和安德烈的会面在十二天之后，这个周六莱纳已经有了安排，他打算重新给小阳台的栏杆上一遍油漆。在此之前，他想先下楼去买碱水面包。刚走出通往大街的那扇门，门房拉开信箱上方的小窗口，叫住了他。
“沃格尔先生，刚才您的本杰明叔叔打电话来了。”
“本杰明叔叔”就是安德烈，他不得不用非加密电话沟通的时候，就会用这个代号，莱纳的新公寓里依然没有装电话，他不觉得有必要，实在需要打电话，可以到门房那里去。不过安德烈几乎从来不用这种方法找莱纳，电话总是意味着紧急状况。莱纳扶着大门，冲头发灰白的门房露出微笑：“没什么要紧的事，我希望？”
“他说您的表妹从德累斯顿回来了，如果想一起吃晚饭，可以打电话给她。”
这是马上见面的信号，莱纳必须设法赶到“阁楼”。他向门房道谢，走了出去，在心里规划路线，手放在衣袋里，拨弄里面的硬币，试图缓解紧张。不能直奔电影院，这样只会引起斯塔西跟踪者的警觉，假如有的话。所以他继续向面包店走去，安静地排队，买了两个布雷结，一边吃一边过马路，走近书店，借助橱窗的大块玻璃观察身后。星期六早晨，人影稀疏，似乎没有人留意他，面包店前站着一个抽烟的男人。莱纳转身走向电车站的时候，那个叼着烟的人并没有跟来。安全起见，他还是换了两次车。
电影院没有开门，太早了。后门的钥匙藏在台阶和花盆的缝隙里，莱纳擦掉钥匙上的泥，打开门，走进静悄悄的影院。脚步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激起回声，楼梯间一片昏暗，电闸似乎关了，灯没有反应。莱纳摸着扶手走上去，按照约定的暗号敲了敲阁楼的铁门。
短暂的寂静。然后传来轻轻的摩擦声，门闩滑开，安德烈打开门，站到一边，示意他进去。情报官看起来一整夜没有睡，下巴养着两天份量的胡茬，眼睛似乎稍微凹陷下去，像一对被踩了一脚的沙坑，盛着长了苔藓的积水。他似乎想踱步，制止了自己，靠在写字台上，手指敲打着木头。
“我不能在这里待很久。”这是他的第一句话，“隧道被发现了。”
“隧道？”莱纳重复了一遍，“什么隧道？”
安德烈眨眨眼，好像这才意识到莱纳是谁，意识到他并不知道埋在雷达站下面的秘密，甚至不知道雷达站。“只是，”他开口，摇摇头，“算了，反正你很快就会在报纸上读到这件事的，不如我来告诉你。苏联人发现了我们在苏占区边界挖的隧道，我们用这条隧道来窃听红军的通讯。”安德烈看了一眼莱纳，试图露出微笑，不是非常成功，“还记得我问你要的地图吗？这就是我在����这曾经是我在柏林的工作。”
莱纳在单人床上坐下，把面包纸袋放在大腿上，没有说话。
“所以，小鸟，表演结束了。”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