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月妙筏
“晏城哥，”林芝说，“你怕吗？”
晏城转过头，看着他。
“怕什么？”
“怕他。”林芝说，“怕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晏城想了想。
“不怕。”他说，“有证据在。有周叔在。有你们在。”
林芝握住他的手。
那只手粗糙，温暖，有力。
“我陪你。”他说。
晏城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反手握紧了林芝的手。
两人坐在月光下，很久很久。
远处，不知谁家的狗又叫了一声。
夏天过得很快。
玉米收了，高粱砍了，地里又开始翻耕，准备种冬小麦。一场秋雨一场凉，早晚的风里已经有了寒意。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果子，红彤彤的，压得枝条弯下来。晏阳摘了一篮子，放在屋檐下晒着，说是要做醉枣。林芝尝了一颗，涩涩的，还没熟透。但晏阳说，晒一晒就甜了。
地里的活少了，木工组的活多起来。县里又订了一批货，王铁柱带着大家赶工，天天忙到天黑。晏城还是那样，话少，干活狠。但林芝知道，他在等。等晏阳开学，等那个去省城的时机。
八月二十号，晏阳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那天下午，公社通讯员小周骑着自行车来送信，老远就喊：“晏城！你家晏阳考上了！”晏阳从屋里冲出来，接过信封，手都在抖。拆开一看，果然是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红彤彤的，盖着大印。
晏阳站在那里，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他跑进屋，把通知书递给晏城。
“哥，你看！”
晏城接过来，看了半天。他没说话，但林芝看见，他的眼眶红了。
那天晚上，王凤娟又炖了一锅肉。这回叫了王铁柱、孙大勇、周建军，一屋子人，热热闹闹的。大家围着晏阳，夸他有出息，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晏阳红着脸，低着头，一直笑。
晏城坐在角落里，喝着酒，没说话。但他喝一口，就看晏阳一眼，喝一口，又看一眼。
林芝坐在他旁边，看着他。
“高兴吗？”林芝轻声问。
晏城点点头。
“嗯。”
那天晚上，晏阳收拾东西。他把那几本小人书仔细包好，又把林芝送他的钢笔插在新衣服的口袋里。他翻来覆去地看那张录取通知书，看了好几遍，才小心地夹在一本书里。
林芝走进去，在他旁边坐下。
“晏阳，”他说，“到了学校，好好念书。别想家。”
晏阳点点头。
“林芝哥，”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去省城？”
林芝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晏阳低下头。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他说，“那天晚上。你和我哥说的。”
林芝沉默了一会儿。
“快了。”他说，“等你开学就走。”
晏阳抬起头，看着他。眼睛亮亮的。
“林芝哥，”他说，“你们要小心。”
林芝摸摸他的头。
“会的。”
八月二十二号，天还没亮，他们就出发了。
马车等在院门口。晏阳背着新书包，拎着行李，站在院子里，看着这间土坯房，看着这个他住了十几年的家。他看了很久。
晏城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走吧。”他说。
晏阳点点头。
马车走了。林芝回头，看见王凤娟站在院门口，挥着手。李树生站在她旁边，也挥着手。
走远了，那个小院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晨雾里。
县一中在城东，一片灰扑扑的平房，几栋教学楼，还有个大操场。报到的人很多，挤挤攘攘的，到处是拎着行李的学生和家长。晏城扛着行李走在前面，林芝带着晏阳去排队办手续。
手续挺复杂，排队交钱，领被褥，分宿舍。忙了一上午，总算办完了。宿舍是一排平房，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屋里很简陋，只有几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墙上刷着白灰，已经发黄了，有几处还掉了皮。
晏阳的铺位在上铺，靠窗。林芝帮他把褥子铺好，被子叠好，脸盆放在床底下。褥子是家里带来的，旧棉花弹的，但干净暖和。被子是王凤娟新做的，大红花的被面，喜庆。
晏阳站在那儿，看着这陌生的地方，有些紧张。他的手攥着床栏杆，攥得紧紧的。
“林芝哥，”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
“一会儿就走。”林芝说，“你好好待着，有事写信。”
晏阳点点头。
晏城走过来，站在他面前。他比晏阳高一头多，低着头看他。
“晏阳，”他说，“好好念书。”
晏阳看着他，眼眶红了。
“哥，”他说，“你们去省城，小心。”
晏城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晏阳低下头。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他说，“那天晚上。你和林芝哥说的。要去省城找那个人。”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他伸出手，在晏阳头上按了按。那只手很重，也很轻。
“没事。”他说，“办完就回来。”
晏阳点点头。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掉下来。
从宿舍出来，林芝回头看了一眼。晏阳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小小的人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很孤单。他挥了挥手，晏阳也挥了挥手。
走出校门，上了马车。马车走了，林芝回头看了很久。直到那所学校变成一个模糊的影子，他才转回头。
晏城一直没回头。
回到村里，天快黑了。李树生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他们回来，迎上来。
“送走了？”
“嗯。”林芝说。
李树生点点头，没再问。但他看着林芝，欲言又止。
晚上，三人坐在一起吃饭。没人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玉米糊糊，咸菜，还有一盘炒鸡蛋。鸡蛋是自家鸡下的，攒了好几天。
吃完饭，李树生忽然开口。
“晏城，”他说，“我也去。”
晏城看着他。
“你去干啥？”
李树生低下头。他搓着手指，那双手粗糙，布满老茧。
“我……”他说，“我想见见那个人。那个姓刘的。我想替我爹问问，他凭什么。我爹记了那么多年，到死都放不下。我得替他问一句。”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
“危险。”他说。
李树生抬起头。
“我不怕。”他说，“我这条命，本来也不值钱。要不是你们，我还在辽宁挖山。死了就死了。”
晏城看着他，很久没说话。
“行。”他终于说。
李树生笑了。那笑容很浅，但真实。
第三天一早，天还没亮，三人就出发了。
还是那条路，还是那个县城，还是那个火车站。买了票，上了车，又是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
林芝已经习惯了。靠在晏城肩上，迷迷糊糊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每次醒来，都看见晏城睁着眼，看着黑漆漆的窗外。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偶尔掠过的灯光，一闪而过。
李树生坐在对面，靠着窗户，眼睛一直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抱着那个破包袱，抱得很紧。
火车轰隆隆地开着，一站一站，越来越远。
第二天傍晚，到了省城。
省城比北京小多了，但也比县城大多了。高楼有几栋，街上人多车多，到处是自行车铃声。路比县城宽，人比县城多，楼比县城高。一切都是陌生的。他们站在火车站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些茫然。
周永年住在城边一个小旅馆里。他们按照地址找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那是一个很小的旅馆，门脸不起眼，夹在一个杂货铺和一个修车铺之间。进去是一个狭长的走廊，两边是一间间小屋。走廊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照着。周永年在最里面那间。
周永年开门，看见他们，愣了一下。他瘦了，颧骨更突出了，但眼睛很亮。
“来了？”
“嗯。”晏城说。
周永年把他们让进屋。房间不大，两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摆着几个烧饼，一壶水，还有一叠材料。墙上贴着一张省城地图，画着些记号。